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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效率探析私人养老保险对中国养老体系的作用

基于效率探析私人养老保险对中国养老体系的作用

养老保险中国养老体系私人养老保险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现有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财政负担加重、基金空账运行及转型期隐形债务等挑战,单纯依靠基本养老保险难以满足社会多层次养老需求。私人养老保险有助于降低现有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营成本、提高资金收益,优化经济产出;有助于化解老龄化危机,维护社会公平、切实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有助于在参保者形成稳定养老预期的基础上促进消费、增强劳动力配置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助于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快速发展私人养老保险市场已经成为完善当前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迫切、有效的选择。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以社会保险原则建立起的传统养老保险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居民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诉求与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之间的矛盾,个人账户资金被透支形成“空账”运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性债务等方面。长期看,现行制度下养老保险面临着巨大资金缺口,亟需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本文从国家及市场在现代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职责边界角度出发,从制度效率、社会效率、宏观效率、政治效率等方面阐述发展私人养老保险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体系的重要意义。  一、私人养老保险是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是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职责在社会保障活动中的边界,政府维持社会公平,市场提高保障效率,由此可将养老保险划分为公共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构建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旨在保障社会成员退休后基本生活;第二支柱是由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共同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计划;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参保者根据自身收入情况自愿缴纳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费,退休后获得个人账户全部本息,缴费享受税收优惠并通过多样化投资实现资产累积增值。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职责角度看,第一支柱通过政府普惠性公共养老实现社会公平,第二、第三支柱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保证效率,为了使文章分析更有针对性,本文中的“私人养老保险”涵盖第二、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险内容,是现代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外私人养老保险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自世界银行 1994 年提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以来,私人养老保险作为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 OECD 国家普遍认可:一方面,国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发展完善,如美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依据《国内税收法》陆续设立传统 401(k)计划、罗斯401(k)计划,日本企业年金包括合格退休年金、厚生年金、共济年金等多种形式。多数国家采用完全累积制的筹资模式,给付模式分为确定给付制(DB)和确定缴费制(DC),并呈现 DB 向 DC 转变的趋势;基金管理方式多采用信托方式;税收优惠普遍采用 EET模式。  另一方面,国外较早通过立法确立个人养老保险制度,如美国从 1974 年开始陆续设立个人退休账户(IRAs)、简易雇员养老 计划(SEP)、工 薪减 税简 易雇员 养老计划(SARSEP)和雇员储蓄激励匹配缴费 计 划(SIMPLE IRAs), 英 国 在 1986年开始陆续设立个人自主投资型养老金计划(SIPPs)、个人存托养老金计划(SPS)。多数国家个人养老金账户采取完全积累制,账户资金主要由个人缴费形成,部分国家鼓励企业为员工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领取方式相对灵活;覆盖范围与各国对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功能和定位相关,一般更重视对高收入居民、非正规就业人员、中小企业雇员的覆盖;个人与具有受托资质金融机构直接签署协议,由其负责养老基金日常管理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政府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等激励措施。  综合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合理区分了政府与市场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边界,实现了第二、第三支柱的较好发展,目前私人养老保险已经形成对公共养老保险的有效替代,对社会及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制度效率方面,私人养老保险制度多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通过做实个人账户引导居民履行缴费义务后才能享受与之相对应的保障,增加了养老保险体系的稳定性。社会效率方面,居民成为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个人养老保障水平基本与缴费水平挂钩,解决了公共养老保险福利平均化引起的效率低下问题。宏观效率方面,私人养老保险资产成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养老计划成为企业进行员工激励的重要手段,私人养老基金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有效促进居民跨期消费及劳动力流动,其长期投资对稳定金融市场也具有积极意义。政治效率方面,私人养老保险在政府更替过程中成为候选者执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多层次养老需求的施政纲领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支持,从侧面证明私人养老保险对于完善公共养老保险的有效选择。  与国外相比,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推进,但整体发展失衡,呈现基本层逐步完善、补充层严重滞后的状态。与公共养老保险相比,私人养老保险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表现为覆盖范围较窄;产品数量在人身险产品中占比极低、类型单一,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养老保险公司多涉及企业年金产品而较少开发私人养老保险产品;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险推进缓慢。整体看,私人养老保险市场整体仍然缺乏明确的制度设计,覆盖率较低,目前难以构成社会保障体系强有力的支撑。  三、发展私人养老保险对建设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的财务压力随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大,而私人养老保险市场在制度模式、覆盖范围、税优激励、投资方式等方面具有优势,大力发展私人养老保险市场对提高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制度效率、社会效率、宏观效率、政治效率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私人养老保险有助于降低现有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营成本、提高资金收益,优化经济产出。  养老保险的制度效率体现在制度能否提供更低运营成本和更高资金收益、优化养老保险的经济产出,增强养老保险的持续性和充足性。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延长退休年龄、降低替代率等方面存在被动选择,而在供给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制度空间,如何优化公共养老和私人养老的组合成为当前提高制度效率的主要方面。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一般在有实力的企业中开展,自愿性和正向激励避免了逃费现象,运营成本降低;个人养老保险在产品设计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及精算基础确定合理缴费率,两个支柱在产品运作时委托专业市场化机构,在基金投资时采用多元化投资,有助于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的保值增值压力,维持养老体系持续运行。  (二)发展私人养老保险有助于化解老龄化危机,维护社会公平、切实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养老社会风险的责任分担机制,能否达到公平共识成为评判养老保险制度社会效率的标准。社会效率低下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养老风险分担不均衡,利益受损群体容易产生不满情绪,严重时引发社会动荡。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转型期间有效化解了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迅速积累的养老社会风险,维护了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率,但是仍存在群体间待遇差距大、养老责任分担不合理、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持续下行和企业年金基本缺失等问题。  作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养老保险可在以下方面促进社会效率:对个人而言,一方面,私人养老保险兼顾不同收入水平下居民的缴费能力及需求差异,通过个性化缴费扩大缴费范围,是填补养老金替代率缺口的重要补充力量;另一方面,参保者的累计缴费数额决定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数额,高收入参保者可以通过多缴费获得更高水平的养老保障,这形成了对参保者的正向激励,增强了个人自我保障意识。对政府而言,私人养老保险将部分养老责任转移至居民,多渠道筹集养老基金,在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应对城镇化等结构性变动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对社会而言,私人养老保险优化社会养老责任分担机制,在做实个人账户的基础上兼顾社会共同富裕和尊重差别的公平观念,有助于在不同利益群体表达意愿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三)发展私人养老保险有助于促进消费、增强劳动力配置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是判断一国养老保险制度宏观效率的重要标准。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体现了较高的宏观效率: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效配合了国企改革和劳动合同制的推行,为顺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障;在改革开放中期,及时扩大社会保障范围,解放了职工思想观念,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程度。但也要看到,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滞后于经济改革,由于未实现全国统筹,养老保险存在地区差异和接转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缴费率居高不下加重了企业负担,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发展私人养老保险市场有助于弥补上述不足:  第一,私人养老保险有助于提高消费、投资能力并增强劳动力配置效率。一方面,私人养老保险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个性化产品设计能够平滑居民收支;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税收优惠或者延期征缴可以减轻居民当期缴费压力,两方面均有助于参保者形成稳定的养老预期,改变居民的跨期资产配置,有利于促进当期消费及投资。此外,私人养老保险市场可以依托保险产品提供社会保障服务,避免了地区之间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代际正常更替。  第二,私人养老保险有助于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2016 年底世界银行公布《世界纳税指数 2017》显示我国企业税负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12 位(总税率(总税率 = 样本公司缴纳的全部税费 / 扣除所有税费前利润。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根据各经济体的各项税率,模拟测算出传统人工密集型中型制造业企业的税负情况。因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成本结构,税收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有学者认为该结果只反映各经济体企业税负的部分信息,未必代表各经济体的全面情况。)68%,其中社保费占利润的比重高达 48.8%(美国仅为 9.8%,世界平均水平为 16.3%),虽然国外学者对上述测算结果仍存争议,但是该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企业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费用支出较大,这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压制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我国企业缴费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三,一是基本养老保险资金配置效率低,必须提高缴费率对部分地区进行资金补充,二是制度激励不足造成实际征缴率低,只能提高缴费率维持制度运行,三是仍有大量城镇就业职工未被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实际抚养比提高。当前通过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适当减轻企业负担已成行业共识,但仍需解决降费与社保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而私人养老保险可以有效化解上述矛盾:通过市场运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缴费率;促使企业通过私人养老保险提高主动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提高体系的实际征缴率,有助于整体降低缴费率;将收入稳定的部分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养老体系,多渠道筹集养老基金,并且可以推动“薪酬清晰化”,反向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降低企业缴费压力。  第三,私人养老保险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借鉴国外个人养老金计划经验,未来参保者可以灵活委托专业金融机构进行资产配置,私人养老基金作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引导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稳定。  (四)发展私人养老保险有助于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政治效率是基于社会效率、宏观效率的派生效率,具有较高社会效率及宏观效率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使政府获得更广泛的执政基础,并推动社会文化进步。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考虑到我国“未富先老”,当前尤其应当提倡依靠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达到养老供需总量均衡、结构合理的状态,私人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扩展了保障范围,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层次养老需求,符合并服务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充分体现出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发展私人养老保险市场能够提高政治效率,努力增强人民的幸福感的要求,与国家政治发展内涵具有一致性。  四、总结与展望。  与国外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相比,我国正在深入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希望建立由国家统筹、企业和个人参与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综合平衡社会公平与效率。政策方面,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2015 年国务院按照“一个统一、五个同步”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双轨制”终于破冰;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未来会在明确发展目标、确定多层次架构及其功能定位、均衡责任主体的负担、实现养老金全国统筹、设计合理过渡方案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表示,“养老保险将更加多元化,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将推出,促进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补充保险相衔接”。市场环境方面,当前供给侧改革引导第一支柱降费为推动私人养老保险的税优政策和制度设计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未来我国应明确私人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给付模式、税收优惠政策、基金管理方式等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并实行市场化运作,促进私人养老保险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养老保险市场效率均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作者:王一佳 本文字数:56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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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探究

京津冀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探究

协同发展基本医疗保险研究综述京津冀

  来源:现代商业 作者:赵燕,赵侠,吴阳,张晓 本文字数:3565字  摘要: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很多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城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必要性,面临的障碍,实施的原则、路径和措施。  关键词:协同发展;基本医疗保险;研究综述。  作为与老百姓切身相关的问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从建立之初就受到了广泛关注,目前,京津冀三地都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17年开始实施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并保障了参保人员应有的基本医疗保险权利,减轻了参保人员的就医负担,缓解了“看病贵”问题。然而随着京津冀卫生事业协同发展的推进,跨省医保报销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京津冀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的协同发展十分必要。  总结最近国内外的研究,从这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做一梳理,并作简要评价。  一、 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作为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也利国利民。对于必要性,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并从制度本身的缺陷、可持续发展、公平性和效率等方面进行了评述。董文勇(2008)指出,医疗保险制度各地差异化的现实不仅损害了公民权利公平性,而且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率的提高。  高国力(2014)表示,对于京津冀的一体化,我们除了要发展经济、环境治理、交通物流等硬件,还要相应的发展人才流动、资源共享、社会保障体系等软件。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进程推进,城镇化步伐也相应加快。而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社会保障能否跟上,将直接影响一体化的进程和质量。因此,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三地医保的异地就医即时结算以及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对于促进人口流动,打造首都经济圈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三地参保人员普遍期待的结果。  二、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面临的障碍。  李旭辉(2014年)认为,阻碍京津冀协同的最大障碍是理念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主要是自觉打破各地自我发展的思维定势,以冲破壁垒为目标、以功能区分为抓手、以融合发展为内容,实质性地协同发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基本医疗保险的协同发展,也要有科学的理念,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胡大洋(2014)提出,“衡量基本医疗保险的优越性,离不开公平性、普遍性、可得性和便捷性。”由此可见,要实现医保协同发展,京津冀就要摒弃利益藩篱,共同为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目标努力。  王虎峰(2008)对异地就医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人口流动和迁移;随着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异地就医的需求;各地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使得异地就医难度增加;医保统筹层次过低,加大了异地就医的人数和服务需求。  汤晓莉(2010)将医保协同面临的障碍总结为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和药品目录不统一;内部因素是制度本身的缺陷、缺乏全国的协查机制以及信息系统不统一。  熊吉峰,孔繁荣(2011)认为监管不足问题也是医保协同面临的一大障碍。各地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基本医保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使医患双方缺乏费用意识,过度医疗、冒名顶替等道德风险频频出现,导致医保基金安全面临风险。  在京津冀医疗保险协同发展过程中,除了三省市医保政策和补偿比例差异化、地方利益难平衡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区医疗资源的不均衡;二是地区信息化建设不完全统一。王峰(2013)认为,相比京津,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河北省面临的压力更大。  总的来说,医保协同面临的困难既有观念上的也有体制上的,只有从主客观全面了解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找到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三、如何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  京津冀卫生事业协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各地的实际情况不一,医疗水平以及保险政策各异,需要逐步完善。下面将从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的原则、模式、路径等方面综合叙述。  (一)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的原则。  大部分学者就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协同发展的原则,均认为既要体现“协同”又要“保险”。基本原则是在实现政府责任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兼顾公平,另一方面要统筹兼顾。同时要考虑社会保险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互济性、强制性、补偿性原则。坚持医疗保险的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等原则。  在医保协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医保携带问题,汤晓莉(2010)认为,要坚持四项原则:一是坚持通盘考虑,将异地就医和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作为医疗保险携带问题的两个方面来通盘考虑解决方案;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三是注重地区平衡;四是分门别类。将流动参保人员分为长期流动和短期流动两类。对短期频繁流动人员以异地就医方式解决其医疗保险携带问题。  (二)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的路径。  就路径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分阶段推进改革。  从京津冀三地医保现状来看,燕达医院经营院长吴亦鸣表示,三地的医保可以先探索单向互通,然后努力实现双向互通。在缓解北京就医压力的前提下,对现有的京津冀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化整合,尽快实现区域医疗机构双向对接,自明确双方医疗机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以达到既疏解北京就医压力的问题,又提高了河北医疗服务水平的目标。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河北应切实争取医保政策的有效衔接,逐渐逐年缩小三地间的政策差异,尽早实现京津冀区域的医保政策协同,成为京津冀整体协同发展有力的政策支撑。王争亚,都博亭(2013)认为,河北省首先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建立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改善就地医疗环境;二是全面提高医保统筹层次;三是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四是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监管职责。  (三)基本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的措施。  京津冀一体化是区域资源的有效整合,而非资源转移,涉及到相关的制度和公共服务也需要进一步配套与衔接。近年人口流动迁徙与异地就医结算难的矛盾日益凸显,各地医疗合作难度加剧。要实现异地就医结算,就要有一个良好的信息平台,目前有15个省的新农合信息平台与国家平台联通。从操作上,胡善联建议先从基层开始,逐步推进完善,发挥医保报销杠杆的调控作用。  也有学者指出,京津集中了最好的医疗技术、设备和医生,如果异地医疗结算变得自由和便捷,就会出现其他城市的患者涌向大城市挤占其医疗资源,从而增加大城市医院的压力。而相反的,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医疗设施可能就会相对闲置,造成明显的两极分化。任刚(2012)认为,参合人员就医流向与次均住院费用存在较显着的负向相关性,在推进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同时,应合理利用卫生资源,并建立分级转诊制度。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提出的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的对策还不够具体,只停留在未来方向上,因此需要全面系统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王争亚,都博亭。河北省异地就医问题探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1): 90-91.  [2] 刘玮。“一体化”能否破解“看病难”[J]中国经济信息,2014,13(518): 36-37.  [3]马飞。京津冀新农合报销“漫游”破题[N]医药经济报,2014-7-9(001)。  [4]任钢,汪早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超支原因的实证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2,31(4 ) :43-45.  [5]董文勇。制度分割已成劳动力流动之痛[J]中国社会保障,2008 (4) : 76-77.  [6]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卫生新闻。陈竺副委员长到我省调研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Z]2014-9-26.  [7]张岩。医保能否“漫游”[J]中国报道,2014,(123): 96-97.  [8]李旭辉。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问题研究[J]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学术研究,2014,9(2): 41-42.  [9]胡大洋。异地就医管理误区与难点分析[J]中国医疗保险,2014,(2): 41-43.  [10]王虎峰。全民医保制度下异地就医管理服务研究-欧盟跨国就医管理经验借鉴[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12(6): 77-82.  [11]汤晓莉,姚岚。我国基木医疗保险可携带性现状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1,30(1):53-55.  [12]熊吉峰,孔繁荣。农民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的制度风险与对策[J]当代经济,2011(10):28-29.  [13]王峰。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医疗保险政策创新建议[J]山西青年。2013(6)。  [14]张列加。建立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实践与思考[EB/OL][2008-04-25]  [15]胡大洋。全民医保目标下的制度选择[J]中国卫生资源,2008(4):182-184.  [16]姚宏。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险-目标、任务和思考[EB/OL][2008-04-25].  [17]何平。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EB/OL][2008-04-25].  [18]孟庆伟。领先产业对接 京津冀一体化医疗先行[N]中国经营报,2014-5-19(02)。  [29]边丽娜,商钊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河北省视角[J]产业与经济论坛,2014,13(12):27-28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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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措施及其经验借鉴

英国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措施及其经验借鉴

英国养老金养老金改革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摘要:本文对英国养老金改革状况、改革措施及对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启示作用进行分析。经过几十年的养老金改革发展, 英国形成了"三支柱"养老金体系;通过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养老金市场化改革以及调整养老金参数, 英国养老金实现改革;同时, 对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可以大力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优化投资结构以及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关键词:英国养老金; 养老金改革; 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一、英国养老金体系的三支柱概述  经过几十年的养老金改革发展, 英国形成"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是国家提供的国家养老金, 有利于减少老年贫困, 采用现收现付制;第二支柱是职业年金, 是强制性的积累型年金;第三支柱是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 为老年人提供追加性养老保障。  (一) 第一支柱  英国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是国家养老金, 采用现收现付制, 由政府为退休者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国家养老金曾经由国家基本养老金和国家第二养老金构成。OECD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养老金替代率只有30%-35%, 对于只有国家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老年生活是相对困难的。从2016年4月起英国取消第二养老金和养老金津贴部分, 将整体福利发放水平提高了30%, 并且简化为国家养老金。国家养老金的年增长幅度以通胀率、工资涨幅和2.5%三者中的最高者为标准。  (二) 第二支柱  英国养老金体系第二支柱是职业养老金, 包含收益确定型 (DB) 和缴费确定型 (DC) 两种模式。收益确定型计划确保了雇员退休时享有较高的养老金水平, 但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或大型私营机构工作人员。随着人口结构老化, 投资回报率下降, 雇主收紧收益确定型计划, 对新加入雇员关闭收益确定型计划, 或者要求雇员缴费。缴费确定型计划由雇员管理账户的投资, 承担账户的投资风险。缴费固定型养老金运营成本较低, 雇主的负担相对低, 因此大部分雇主多为员工安排缴费固定型计划。由于税收优惠, 缴费确定型计划受高收入雇员的欢迎。为了扩大职业年金覆盖面, 将低收入雇员纳入其中, 英国政府引入职业年金"自动加入"制。在该制度下, 雇主必须为年满22岁及未达国家退休年龄、年收入超过1万英镑的所有雇员提供养老金计划。雇员可以选择加入自愿性职业年金计划或国家雇员信托储蓄计划。  (三) 第三支柱  英国养老金体系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 通常为缴费确定型 (DC) 模式, 向自雇人员和没有参加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人群提供。根据养老金运作机构提供的养老金计划是否在英国税务总署登记注册, 分为EET模式和TTE模式, 通常选择EET模式较为普遍。由于高额的管理成本阻碍了雇员加入私人养老金, 英国政府出资设立了国家就业储蓄信托 (NEST) , 管理年费率远低于普通的私人养老金、共同基金和盈利性质的寿险养老金, 仅为0.3%.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缴费者加入国家就业储蓄信托, 通过该信托的投资获取回报。  二、养老金改革措施  (一) 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二战后, 英国建立了固定费率的国家基本养老金, 也是唯一的养老金支柱。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 为了提高退休收入, 英国政府相继推出"等级养老金"和"国家收入关联养老金".同时, 职业养老金发展迅速, 英国进入了多支柱养老金模式时期。20世纪80年代, 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党政府对国家养老金进行紧缩改革, 大力发展私有养老金, 加快了英国养老金体系多支柱发展速度。20世纪90年代末, 工党政府建立国家第二养老金, 以取代国家收入关联养老金。同时, 推出市场化的"存托养老金", 以建立稳定的私有储蓄。2007-2008年, 通过养老金改革系列法案。国家第二养老金成为固定费率养老金, 不再与收入关联。实施国家养老金储蓄计划, 建立个人账户制度, 由自愿变为强制参与职业养老金, 使英国养老金制度发生结构性改变。2010年, "保守党-自由党"联合政府改变养老金第一支柱, 将国家基本养老金和国家第二养老金合并为单一养老金。单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制度相结合, 重新构建了英国养老金体系各支柱的地位与作用。  (二) 养老金市场化改革  英国养老保险制度市场化改革主要包含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管理方式两个环节, 体现在建立个人账户、改革融资与管理方式。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 使现收现付制融资方式转变为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由雇主和雇员按照一定比例共同出资, 资产完全属于个人, 个人的养老金完全来自个人账户的积累, 政府只提供税收优惠和最低收益率保证。养老保险资金筹措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 分担国家养老的责任, 加强个人养老意识。资金筹集方式更加多元性、分散性。委托私营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与运营, 鼓励私人和社会团体承办养老保险事业, 以减少政府的保障范围和项目, 减轻政府财政负担;鼓励商业性保险的发展, 并做出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单位, 经批准可以自己成立养老保险项目, 使部分保险项目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脱离出来。  (三) 调整养老金参数  英国政府通过提高退休年龄, 降低替代率等参数调整手段以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短缺问题。2007年, 工党政府提高退休年龄, 计划在2018年65岁退休, 2023年66岁退休, 2036年67岁退休。随后的联合政府加速提高退休年龄, 2020年66岁退休, 2026-2028年67岁退休, 最终目标是68岁退休。英国政府实施职业养老金计划、个人养老计划以及存托养老金计划, 国家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由1979年的26%下降至2005年的15.5%.  三、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第一, 大力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我国初步建立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但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所占的比例较高, 第二、三支柱发展缓慢。截止2015年底, 我国企业年金参加职工2316万人, 仅占企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6.55%, 建立年金的企业7.55万户, 不足全国企业单位总数的0.35%, 第三支柱税收延递养老保险依然处于酝酿状态。由于基本养老保险所占比重较高, 企业和个人对第一支柱的依赖度较高, 导致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因此, 急需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大力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在未来改革过程中, 引入"自动加入"制度, 扩大企业年金制度覆盖面, 提升我国个人养老储备水平。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提高税收优惠比例, 激励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计划发展。明确政府的养老责任, 强调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责任。可以借鉴英国养老金改革经验, 鼓励职业年金、私人年金的发展, 扩大第二、三支柱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缓解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第二, 优化投资结构。市场化操作养老保险基金, 借鉴英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作经验, 逐步引入私人基金公司进行分散管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以市场化运作作为改革方向, 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养老保险基金, 可由多个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营竞争, 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应扩宽投资渠道, 借鉴英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 包括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房地产投资等。目前,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式以政府债券和银行存款为主。该两种投资方式较为安全, 但投资收益较低, 基金收入也较少。为了提高基金收益, 应该扩宽投资渠道, 将基金分散到各个投资领域中去。投资渠道可以由资本市场扩宽到实体经济领域, 包含债券、股票、基础设施、国家能源、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既分散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 又促进基金的发展, 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第三, 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提高退休年龄是养老保险参数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 可行性较强、接受度较高。可以借鉴英国提高退休年龄的经验, 逐步提高我国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年龄。虽然提高延迟退休引发巨大的争议, 但英国政府延续了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政策, 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提高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当及早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基于人口结构、预期寿命以及退休制度等原因的现实因素逐步调整退休年龄。针对不同人群的退休意愿, 可提出针对性的退休政策。同时关注公众的个人心理, 做好公众的解释工作, 安抚好公众情绪。  参考文献  [1]乐媛媛。英国养老金改革对中国养老金的启示[J].经济师, 2016 (12) :73-74.  [2]Jamie Jenkins, Malcolm Winter.英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经验及对中国养老金体系改革的意义[J].清华金融评论, 2017 (S1) :42-52.  [3]孙宏。第三支柱的多国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17 (12) :34-35.  [4]David N., Changes in regulation of pension scheme.The pensions regulator, 2005.  [5]Modifiable, Muralist, Rbethinking pension reform.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2.  [6]孙宏。第三支柱的多国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17 (12) :34-35.  [7]关博。大力发展补充保险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 2017 (03) :57-60.  来源:劳动保障世界 作者:陈妮妮 本文字数:341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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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中生态生产的概念、特性和重塑

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中生态生产的概念、特性和重塑

全面生产理论生态生产社会生产

  【摘要】马克思通过区分“片面的生产”与“全面的生产”、“人周围的自然界”与“虚无的自然界”对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的生态生产进行了双重量定,使其不同于广义上的生态生产。随着生态问题的彰显,我们应尊重自由应有的价值本位,重塑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生态生产的路径。  【关键词】全面生产理论 生态生产 社会生产。  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在对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研究中指出,全面生产理论体系理应包含“生态生产”这一独立的生产类型。学者们虽然对生态生产仅是研究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一个侧面或视角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在厘清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中生态生产的概念、特性和重塑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生态生产的路径等方面尚存学术探讨空间。  全面生产理论中的“生态生产”。  全面生产理论是描述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学说,是把人、社会、自然生态作为一个统一有机整体的全部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是实现唯物史观的实践论转向,进而更好地指导人类进行全面的社会生产实践。“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基点,正是依托“现实的人”的实践,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的“生态生产”同广义的生态生产相比,其更凸显了人化自然的理念,渗透着人的目的和力量。  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作为自觉的类存在物,可以在自身需要的指引下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先在的自然界,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外界物,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区分动物“片面的生产”与人的“全面的生产”对全面生产理论中的生态生产进行了第一个量定。马克思指出,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这里所说的“这种需要”就是指自然界各生物为满足自身肉体生存的需要。也就是说,与动物不同,人除了具有从自然界本能的获取资源来维持自身生命存续的需要外,人对自然界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而这种需要的外化就是人在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  马克思对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中生态生产的第二个量定是通过对“人周围的自然界”与“虚无的自然界”的区分而实现的。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探讨人与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的理论,所以,马克思眼中的自然界既不是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所宣称的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也不是黑格尔等人所认同的抽象思维逻辑的外化。它应该是渗入了人的因素、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发展的现实的自然界。那种与人类社会分隔开的茫然无知的自然界对人而言是虚无的、潜在的。自然界要脱离这种“虚无”和“潜在”成为“现实”,途径就是借助人的生产劳动进入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并被打上人类实践的烙印,成为人类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事实上,也只有进入人的生产领域成为现实的、人化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生态之间才会形成第一位的实践关系,进而结成耦合性的错综网络,双方才会产生依存与影响。  可见,全面生产理论视阈下的“生态生产”不同于广义上的生态生产,它特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通过自身内部构成单元或要素的活动而进行的一种物质能量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生产的结果在满足群体自身各要素的需求之外还以不同的形式在社会生产领域里参与到人类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之中,被人类改造和利用,从而使人类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其强调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人化,契合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的思想核心。  “生态生产”的特性。  联动性。全面生产理论中生态生产的联动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生态系统内部各基本单元或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种间联动,生产者、包括人在内的消费者、分解者各司其职又互为依托,彼此联动,进而保障整个系统拥有的各种资源或物质贮备能够不断得到补充、更新和再生,从而为人类社会输出源源不断的物质与能量。然而,这种源源不断的供给不是无条件和无限度的。一旦某一方面入不敷出,则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这种联动性的存在,人类必须要向自然界输入“负熵”,注重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化建设,以补偿自身对自然界的消耗。  另一方面,这种联动性还体现在生态生产与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的其他几种生产类型之间是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的。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及其生产活动得以延续的外在基础,它制约着人的生存和生产。如果人类肆意破坏生态,使生态生产无法正常持续,则不仅社会生产中的物质生产无法维系,其它类型的生产同样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各方价值无法实现,甚至消亡。  属人性。全面生产理论视角下的生态生产对自然界注入了人的目的和要求,进一步契合与突出了全面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生产是“为了人而立足于人,依靠于人并改造人”的理论宗旨。正是这种属人性的存在,所以自然生态能在人的本质力量的控制下逐步进行着人类所希望的生产。  全面生产理论范畴下生态生产的“属人性”虽表现出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但并未因此遮蔽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自然对人的规则作用。马克思强调,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全面生产理论必然也时刻遵循着在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下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逻辑主题。它不是让人们肆意放大属人性而进行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生态”行为,而是强调人类在使用自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在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的过程中理性自觉地进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防止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滥用与透支,达到人的主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共同进化。  重塑“生态生产”的路径。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存在于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中,所以人与人的所有对立都根源于人的物质利益,根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社会劳动生产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与生态生产的矛盾。伴随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广泛发挥,人类“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生态换物质”一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种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对我们这样一个资源能源人均不足、生态条件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不可为继的。因此,在坚持社会全面生产的过程中重塑生态生产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当生产的发展使人有能力摆脱对他人、他物的依赖时,自由就会具有更广阔的内容与意义。从这点出发,自由意味着自然生态对人“不再只是直接功利的对象、物质财富的来源,同时还是审美的对象、人的精神寄托的对象,人最终的家园。”因此,一方面,我们应摒弃极端利己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等错误的观念,尊重自由应有的价值本位。注重生态生产对社会生产意志导向的引领作用,不再错误的将生态与经济看作是互相矛盾的个体,不能为了物质生产而丢弃生态,更不能为了保护生态而限制物质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引领,以发挥市场调节为重要抓手,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通过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等方式使已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本来的自然效力,从而实现人类幸福与自然天成在自由理念上的有机统一 ;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协调好地区单位环境容量与资源的经济产出、成本收益三者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用生态涵养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反哺生态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①邱耕田:《生态生产:一种重要的生产形式》,《环境导报》,1995 年第 1 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孔晓,贾钢涛 本文字数:29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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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

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

经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

  摘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宏观经济起到了主导作用, 而微观经济则起到了构建经济实体的基础作用, 两者在市场机制下得到了有效的衔接与融合。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式来看, 微观经济不再局限于国企以及集体企业, 而是与私用企业、股份制企业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经济发展体系, 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协调下, 两者的协调发展体现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体趋势。本文在阐述两者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如何促进宏观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宏观经济; 微观经济; 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构成国家经济体系的两大不同体系, 两者并非对立、互不兼容的, 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来看, 两者不但具有协调共进性, 而且已经构成调控与发展、引导与实施的崭新发展关系。政府的设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导者, 以市场经济变化为参照, 制定出更科学的经济调控措施。而企业则需要主动参与宏观调控, 从而实现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趋势。   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 主体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以社会整体经济为出发点, 对特定时间之内国民经济收入、供需总量、消费和投资价值等进行综合评价与衡量, 平衡三大产业结果关系, 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供需价值的平衡, 尤其是保持实物两层的最大平衡度。宏观经济体系的运行以金融杠杆形式出现, 政府运用金融杠杆对经济结果、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从而对微观经济产生影响, 从而保证经济环境趋于稳定, 实现均衡增长目标。   微观经济则是以企业层面为出发点,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自负盈亏, 形成独立经济实体, 与市场供需之间建立有效交流。通过生产成本、供给总量、市场价格、利润收益、存货管理等实现生产要素的科学调配。企业运行机制的变化会受到市场经济息环境变化的影响, 并根据自身经济运行特点进行及时调整, 通过市场价格优化自身产销关系, 在企业自我增殖过程中实现市场盈利价值最大化。   (二) 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虽然宏观与微观经济分属不同经济体系, 但是两者却具有鲜明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形势来看, 社会化大生产格局实现了不同企业主体的有机衔接。由于生产工艺和经营模式不同, 这些经济主体又都具备各自的市场发展空间。宏观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微观经济利润的提升为动力, 如果微观企业盈利能力不足, 那么宏观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限制。通过市场竞争增加微观经济的盈利价值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而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倡导市场供需之间建立有机平衡, 在经济运行体系下, 企业生产活动能够为市场提供更多商品供应, 供应规模与产品结构会手段企业经营规模的影响。市场需求涵盖了投资和消费两大因素, 消费需求是消费者所具备的消费诉求, 而投资需求则是购置生产资料所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 两者都是企业创造价值的载体。只有实现供需结构协调。才能保证宏观经济的供需总量处于均衡状态。   (三) 微观经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宏观经济处于稳定运行状态的基础是微观经济能够保持良性循环态势, 尤其是生产消费处于活跃状态。在微观经济发展中, 如果货币形态或者供应形态发生变化, 那么卖方市场势必会出现价格上浮, 进而导致通胀幅度增加。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及时控制, 就会造成微观经济投资结构发生问题, 导致部分产品无法及时向市场供应, 最终造成消费基金有所增加。如果在宏观经济结构分析中剔除微观经济, 则这样的研究是毫无异议的, 而脱离宏观经济之后分析微观经济当中的供应数量、价格以及利润价值等也是面片的, 不具备科学性和全面性。   二、我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   (一) 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在国家经济发展中, 政府要引导构建与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政府起到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 其调控行为对经济发展质量有着关键性影响。而在经济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中, 则需要突出于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的一致性, 从而建立起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还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经济法律监管体系, 通过法律的约束和管理作用规范经济运行空间, 引导各个经济主体各司其职。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 良好的法律保障能够使其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保护自身权益, 从而自主选择不同经营方式, 提高自身盈利价值。   政府是国家经济运行的监管者, 同时也是经济制度的制定者, 这就需要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 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由, 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监督监管职能, 保证经济竞争规范有序, 避免出现恶性经济竞争, 对于违反经济竞争规范的企业或者个人给予严惩, 从而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二) 根据宏观经济形式调整财政货币政策   政府在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要保持积极态度, 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拉动内需, 进而促进公关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当前我国经济形式来看, 积极的财政方针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首先深入推行分税制, 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进行明确界定, 调整财政收入范围, 尽快建立起规范的财政转移机制, 此乃个人建立起适应社会供需变化的财政制度。进一步落实税制改革, 突出税收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通过财政补给和政府举债形式刺激社会消费, 进一步拉动内需。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则需要突出稳健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支付能力决定了社会需求程度, 因此在货币供应总量和流通体系内, 在切实关注两者的量化关系, 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宏观供需关系。从这一点来看, 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调控、供需机构平衡有着重要作用。   (三) 将宏观与微观经协调发展落实到经济活动中   微观经济的发展和运作始终处于分散状态, 而这些分散的经济形式联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宏观经济的大环境。政府的宏观调控成效是通过微观经济活动来实现的, 因此在宏观经济发展中需要注重微观经济基础的培育。企业需要对当前宏观调控有全面认识, 对各项调控行为做出快速反应, 以此调整自身经营管理目标。微观经济目标是其发展的重要指向, 同时也是企业制定综合发展战略的前提。如果目标过低则无法深挖企业潜力, 对企业长期发展造成制约作用。如果目标过高则会造成企业盲目激进, 脱离经济发展现实, 同样会影响企业健康发展。因此, 只有保证微观经济目标合理, 才能保证其发展轨迹稳定持续。   微观经济需要以市场经济环境下变化为先导, 不断调整自身决策机制。在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环境下, 政府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管理, 而是以宏观调控形式监督企业发展, 这就为企业释放出更大的自主运作空间。但是一些企业由于长期受政府管理, 计划经济思维仍占据主导地位, 难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微观经济发展中需要企业管理者积极转变经营发展理念, 与市场机制挂钩, 适应新环境的同时探索微观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在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企业经营管理方向、执行理念、管理素养, 通过管理层素质的提高促进企业经济全面发展。   三、结语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内, 不但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 同时更需要科学的经济政策和实施保障。通过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 有利于构建起更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 探索更科学、更有效的经济政策, 为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奠定良好基础。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 经济理论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 打破宏观和微观经济研究的樊篱, 实现两者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作用, 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由实物调控到价值调控的良好过渡, 积极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促进宏观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云君。我国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微观企业绿色竞争力水平关系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6) [2]吴振球。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关系[J].兰州学刊, 2007 (09) [3]钟承垠。对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若干思考[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05) [4]吴庆军。探究中国宏观与微观经济的“悖论”[J].新疆金融, 2004 (10) 来源:知识经济 作者:王威 本文字数:30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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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辆保险理赔中的主要保险原则探析

应用保险机动车辆保险理赔保险原则

  摘要:机动车辆保险理赔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较晚, 整体的实践经验正在丰富过程中, 本文将对目前机动车辆保险理赔过程中的主要原则进行分析, 分别就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损失补偿原则进行说明。  关键词:机动车辆; 保险理赔; 保险原则; 应用;  我国保险业务发展相对世界发达国家起步较晚, 期间经历较多的曲折历程, 1980年正式开始对国内机动车保险业务恢复, 整体的发展相对稳定快速。随着机动车保险业务发展, 保险理赔业务开始逐渐增多, 由于相关规范和要求完善程度不足, 因此存在一定的问题出现, 本文将针对我国机动车辆保险理赔中保险原则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规范保险理赔过程。  1 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指的是当事人应当当时情况进行全面的告知, 不可隐瞒其中的关键信息, 不能对保险人进行重要信息的欺骗, 诚信说明事实情况, 告知所需的准确信息。在机动车辆保险理赔整个环节, 所有参与人员都需要做到最大诚信要求, 保险双方都需要履行自身义务。  首先保险人应当履行告知义务, 在保险合同的要求中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十分繁琐, 需要较强专业能力人员才能掌握, 通常情况下, 被保险人无法全面准确的了解所有信息, 因此在保险合同的复合型要求内做出要求保险人需要做到最大诚信原则约束自身, 全面履行准确告知义务。  其次, 在被保险人方面, 本身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支付的保费相对较低, 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产生较大的费用支出, 被保险人可以得到的赔偿超过保费数十倍以上, 当出现投保人未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说明成为普遍现象时, 对保险人将会产生加大的经济损失, 整体的经营管理都会受到影响, 可能无法及时有效的履行赔付义务, 影响正常社会秩序。  2 保险利益原则  保险利益原则指的是被保险人应当对将要或者已经投保的标的具有法律承认的利益属性, 如果出现非投保人具有的保险利益时, 保险人有权利单方面确认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并且不履行相应的保险义务。当合同失效后, 投保人将立即失去保险利益, 所持有的保险合同也随之作废, 不得享有因该合同的存在而要求保险人提供既定的保险利益赔付。  保险利益原则主要的作用是对被保险人的约束, 本质内容是被保险人必须在合同订立期间都对保险标的具有持续性的使用权, 如果保险合同订立时间内发生保险标的的使用权转移的情况, 则原保险利益的享受者, 即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丧失, 若标的接收方想要持续使用原有保险业务可联系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保险利益变更申请, 在经过保险方审查信息通过后, 向新被保险人提供审批单, 则后续保险利益由新被保险人享有, 与原被保险人无关。如果标的接收方不愿继续使用该保险合同, 则可以由原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退保处理, 将剩余时间内的保费退换被保险人。应当注意的是, 如果没有进行任何变更行为, 那么原保险人将不会享有保险利益, 一旦发生保险责任事故, 保险人不会对保险标的进行原有的保险责任赔付。  在保险人理赔阶段审核确认出险问题时, 会对投保人是否具有标的的保险利益进行评价, 如果不具有保险利益, 则保险方有权利单方面认定合同属于无效, 不履行保险赔付及其他约定义务。同时, 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内提到的保险利益都是将经济利益作为衡量标准, 通过通用货币进行计量处理。  3 近因原则  近因原则指的是在保险事故出现时, 确定保险标的发生损坏的主要原因为近因, 在近因范围内保险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果在近因之外, 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损失责任。近因的具体确定方法是分析引发保险标的出现问题的最直接因素, 对于整个事件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环节, 由于该因素的出现导致保险标的出现直接损坏。在对机动车辆保险理赔过程中, 近因原则是判断赔付环节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决定整个事件性质的核心内容。  4 损失补偿原则  损失补偿原则指的是认定保险标的属于正常保险责任范围内时, 保险方可以向被保险人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损失补偿, 被保险人也有权利依据合同约定来要求保险方支付保险补偿费用来降低损失, 但是被保险人只是享受损失补偿经济利益, 不得出现在损失中获取额外的利益。  损失补偿原则需要遵循以下两点要求:第一, 有损失才能获得补偿, 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说明被保险人由于符合认定标准的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才能获得相应的补偿, 其他间接损失不在其中;第二, 赔偿部分是按照投保人的实际损失为最高值, 投保人不能在赔偿过程获得额外的收益, 在机动车辆保险理赔细则中明确说明, 保险赔偿不会超过每项赔偿额, 总额也小于损失总额, 并非赔偿总额小于实际损失即可, 每一项投保人都不可获利。  损失补偿原则是对双方起到绝对的约束作用, 在保险理赔处理时, 保险人应当秉承客观公正的角度对事故进行评定, 赔偿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损失, 而对于超出保险要求范围之外的被保险人损失应当拒绝补偿, 严谨出现人情赔偿或者滥用赔偿发生。  参考文献  [1]易浩。机动车辆保险理赔服务模式的探讨[J].中国科技投资, 2016 (33) .  [2]吴若辰。论我国机动车辆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建筑与装饰, 2016 (06) .  [3]王玉萍, 申手会, 庄君翔。华安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理赔研究[J].才智, 2017 (03) .  来源:中国高新区 作者:王艺霏,刘敏飞 本文字数:20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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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养老保险资金控管的不足与优化措施

城乡养老保险资金控管的不足与优化措施

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对策

  摘要:文章从城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对资金的管理现状入手, 分析县级统筹层次资金管理结构, 并围绕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存在的不足展开谈论, 最后分析了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水平的对策, 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 为人民提供更好地服务。  关键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资金管理; 问题; 对策;  引言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当前国家推行的一项惠农政策, 其能够有效缓解养老压力和社会矛盾, 逐步缩短城乡差距, 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 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推力。因此, 分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探究对策具有深远意义。  一、基层对基金的管理情况  县级统筹层次下对基金管理包括金融机构经办资金收支、人社部门经办具体业务、财政部门经办基金管理[1], 对基金管理的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乡、镇 (开发区) 就业与社会保障所委托村 (社区) 经办单位负责城乡居民的死亡认证、到龄认证、缴费认证等, 同时负责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的宣传, 而县 (市、区) 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对其进行管理以及审核。同时, 县 (市、区) 社保经办机构还负责委托县 (市、区) 财政部门开立财政专户、金融机构开立收入户和支出户。县 (市、区) 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养老保险的发放, 其按月向财政部门申请月度基金用款计划, 财政部门会按照申请计划中所报金额从财政专户拨发到支出户, 金融机构采用打卡方式从支出户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这样, 县级统筹层次下的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就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良好局面。  图1 基层养老保险资金管理结构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 资金预算管理不到位。  第一, 专项资金没有按照预算级次管理和使用[2].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和使用过程中, 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及财政局没有注意到资金预算级次归属的问题, 其在管理过程中混合核算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下发的资金, 导致中央资金结算过程中, 难以分清哪个层级财政补助存在缺口、哪个存在结余, 进而导致出现估算数据的情况, 给财政预算管理带来不良影响;第二, 资金未及时拨付到社保专户。这一问题是当前基层城乡养老保险发放中较为普遍的问题。究其原因, 一部分基层财政局认为社保专户有结余, 就可以先不给他拨发资金,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的正常结算。  (二) 资金支付能力不足。  资金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一些偏远城镇较为突出[3].长期以来, 养老保险增值困难, 没有根据通货膨胀以及社会资金流动变化的规律加以管理, 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级财政负担过重、筹集资金压力较大等问题日益突出, 还有一些基层财政局将资金统筹调剂使用, 但是一些地方财政困难, 资金流动较慢, 导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申请资金时, 财政局没有资金可拨,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资金支付能力不足的现象。  (三) 资金监管不到位。  第一, 缺乏制衡式监督制度[4].当前, 城乡养老保险的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一般采取管理和监督共同进行的方式, 没有建立有效的资金监管制度, 或者制度落实不到位, 导致日常资金监管工作乏力, 难以真正起到作用;第二, 政府不能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审计。尽管在日常资金监管中, 审计部门经常安排社保基金类的审计项目, 但是这些审计项目一般属于一个部门的财务管理审计或者基金管理的某一方面的财务管理审计, 并且这些审计大多属于事后审计, 事前审计、事中审计较为缺乏, 难以保证资金管理审计的全面性。  三、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水平的对策  (一) 建立公平机制。  当前, 我国城乡养老保险政策主要确定并补贴基础养老资金的最低标准, 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财力等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公平机制, 引导参保人员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进而改变缴费选择的直观收益, 减少政策中的无效设定, 改善参保人大多选择最低缴费标准的现象, 进而建立健全公平机制, 向居民提供更加公平的服务。  (二) 拓宽投资方式。  首先, 加强对已经定存银行基金的后续管理, 分析、评估其日常收益。合理预计资金状况, 以日常个人基金账户支出需求以及资金规模为依据进行储蓄, 可以适度拆分、定存基金, 在保证日常需求资金的前提下, 增加长期不会使用的基金以及历年积累资金的存储年限, 可以定存3~5年, 而对于本年形成的基金, 第一年可以作为定存缓冲期, 第二年再转为长期定存, 进而增加基金收益。其次, 提高认识, 明确自身任务, 勇于承担责任。坚决打破"定存不惹事、管理无风险"的传统理念, 积极探索信贷发放、投资国有不动产以及国债、委托贷款等风险小、收益高的投资方式, 也可以通过组合的方式进行投资, 进而降低投资风险, 提升整体收益, 实现多元化投资战略。  (三) 加强业务管理。  当前, 我国死人领取养老金、虚报冒领养老金的现象屡禁不止, 这严重阻碍了城乡社保养老资金管理的有序性, 针对这种情况, 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工作力度, 严格排查参保对象。负责养老保险资金管理的机构应派遣相关人员对参保对象开展调查、暗访等工作, 保证参保人员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可以设置奖励平台, 积极收集各方信息, 全面掌握相关信息, 建立死亡人员报送机制, 要求各社区、各街办定期上报人员死亡情况, 及时停止对死亡人员的养老金发放, 对于虚报、冒领现象, 不予发放养老金, 进而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建立相应的处罚制度, 对于冒领、虚报养老金的人员, 要及时追回养老金, 同时要对其进行公示, 并将其纳入诚信档案, 及时遏制这种现象;建立工作绩效考核机制。严肃处理合作欺骗、虚报、故意隐瞒、办事不力、工作敷衍、工作态度恶劣的管理人员, 一旦出现冒领养老金、多领养老金的情况, 要追究社区、街道以及资金发放经办人的责任;完善公示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应开辟多元化公式方式, 通过电视台、微信、微博、论坛、广播等方式进行公示, 同时扩大公示范围, 不能只在所内控制, 在小区、街道中都要进行公示, 实现管辖区域全覆盖。  结语  综上所述, 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需要政府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健全机制, 为居民提供公平的服务, 拓宽投资渠道, 积极打造多元化投资渠道, 同时建立考核机制, 考核管理人员的工作情况, 管理人员应端正服务态度, 加强对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 为居民提供人性化服务, 进而提升居民满意度, 推动城乡养老保险政策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财政部驻安徽专员办课题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使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安徽省为例[J].财政监督, 2016 (08) :45-49.  [2]叶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使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财政监督, 2016 (02) :46-48.  [3]栾秀芬。县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J].农民致富之友, 2017 (02) :24.  [4]杨磊。县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J].西部财会, 2015 (09) :66-70.       来源:劳动保障世界 作者:王永莲 本文字数:2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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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下新加坡养老金制度问题与政策措施

人口老龄化下新加坡养老金制度问题与政策措施

可持续性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公平性

  摘要:新加坡政府基于反福利主义的就业导向型社会保障制度理念, 将始于殖民地时期仅具养老储蓄功能、低覆盖率的中央公积金, 逐渐改制为覆盖大多数国民、兼具多种社会保障储蓄功能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储蓄计划。新加坡养老金制度并非为再分配目的设计, 其政策目的旨在减少老年人的绝对贫困问题。政策制定者认为, 在工作期间通过强制性储蓄计划--中央公积金累积的有形资产 (住房) 及金融资产, 能够为公民年老时提供足够养老收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 具有公共财政投入低、收入关联性、不完全覆盖等特征的养老金制度也面临着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问题。在坚守原制度理念前提下, 新加坡采取微调养老金制度结构, 推出针对低薪劳工及低龄老年人的系列补助政策等措施, 缓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缺陷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金; 公平性; 可持续性;  在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近年来, 一场旨在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障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问题的养老金制度改革, 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政策议题。公平性是衡量养老金制度安排能否让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维度。具体而言, 养老金公平性包括: (1) 确保不同社会群体养老金保障水平没有过大差别对待; (2) 男性与女性社会成员养老金保障享有同等待遇; (3) 不同代际间社会成员的养老金负担水平的公平性。可持续性涉及养老金制度支付能力和实际支付水平能否为老年人提供退休收入保障的问题。从支付能力角度而言, 即整个养老金制度能否保证长期的财务收支平衡;从实际支付水平角度看, 则涉及个人养老金能否应对长寿与通货膨胀风险, 避免年老时因养老金收入不足而致贫。近年,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传统D B型的现收现付制、DC型基金积累制, 还是DC型的现收现付制 (即名义账户制) , 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老年人抚养比提高等问题, 均会对以上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 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的工业化政策, 取得了快速经济增长和全球最低失业率的经济成就。仅用30年时间, 新加坡人均G D P就跃居亚洲第二, 仅次于日本, 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同时, 新加坡也面临着快速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二战后, 新加坡曾出现过高速人口增长, 在1949-1965年期间人口增长率在28%~48.8%之间, 1950-1955年总和生育率为6.61.由于担心过高人口增长率会不利于经济发展, 在1965年新加坡开始推行"二孩"政策以限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该政策极为成功, 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1975-1980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仅为1.84.此后, 新加坡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 到2011年仅为1.37.持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让新加坡人口结构快速老化。预计到2030年, 新加坡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46万升至141万, 仅用20年时间将增长207%.快速老龄化进程意味着领取养老金人数将会持续上升。新加坡人口老龄化还具有两个显着特点: (1) 老年人预期寿命大大延长。根据新加坡人口白皮书数据显示, 65岁老年男性为18.3年, 老年女性为21.8年。也就是说, 大部分老年人寿命会超过85岁, 90岁以上人口在将来也会大大增加。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老年人对养老金依赖期限延长、养老金支出增加; (2) 老年人口女性化趋势。2005年, 新加坡65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中女性占56.4%, 而8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女性占80%.新加坡的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比例及平均工资水平都相较男性低, 但她们的平均寿命更长, 对养老金依赖时间也更长。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新加坡政府对养老金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挑战。下面, 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一、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理念、演变历程及制度结构  (一)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构建理念及其原则  建国初始, 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不仅要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现实, 还要应付来自其他竞争党派的政治普选压力。人民行动党采取促进经济发展、最小化社会福利的发展战略来巩固执政地位。因此, 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并非像西方福利国家那样为了再分配或社会福利而定位。基于国家经济现实条件以及对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弊端的反思, 政策制定者否定了全民普惠的非缴费型公共养老金制度在新加坡的适用, 而充分就业是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与前提, 公民通过就业来实现自给自足式社会保障的供给。政府主要责任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以保障落实公民的就业权, 确保公民享有挣得足够养家的工作能力和就业机会, 能够支付得起为家人买房、医疗保险、子女的教育费用, 以及自己养老费用。养老金制度构建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养老金以缴费为受益前提, 强调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让国民依靠自力更生、通过在职时期累积年老时所需的养老费用; (2) 养老责任主体以个人及其家庭为主, 政府退居次要地位; (3) 国家财政资源主要用于完善经济和工业基础设施, 在不破坏自由市场原则前提下, 力图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尽可能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制度结构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演变历程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 (1) 为解决公私部门养老待遇不公平等问题, 将养老金制度从公私部门分类保障向公私部门部分统筹保障的演变; (2) 扩大中央公积金社会保障功能, 从单纯养老储蓄功能向综合性社会保障储蓄功能调整。  1. 养老金制度从公私部门分类保障向部分统筹保障的演变  早在20世纪50年代, 英国殖民政府以政府支出最小化的殖民政策原则, 在新加坡建立的不同于本土的低保障水平养老金制度, 对新加坡独立建国后的养老金制度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殖民地时期养老金制度包括两部分: (1) 适用于政府公务员, 由公共财政支持的非缴费型退休金计划; (2) 针对私营部门雇员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中央公积金 (1953年设立, 1955年生效) .筹资渠道完全来自劳资双方缴费 (1955年劳资各按雇员工资5%缴纳) , 政府只对雇主缴费部分免税且不提供财政补贴, 目的仅是为会员在年满55岁时提供一次性全额支付的养老金, 仅具有养老储蓄功能。  独立建国后, 为解决原公私部门养老金制度缴费规则和待遇水平不公问题, 在1973年, 政府开始鼓励公务员自愿选择转入中央公积金, 但很少有人这么做。直到1986年, 因取消了大多数公务员的退休金计划, 这一合并计划才得以成功实施。1986年后, 政府雇用的大多数公务员参加的是中央公积金, 只有少部分公务员仍按原来的退休金计划实行, 这部分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与军人、司法部门与议会成员。到1995年, 大约还有23000名政府公务员享受退休金计划, 这些公务员必须为政府服务满400个月方可领取, 退休金替代率相对较高, 大约为退休时工资的三分之二。2012年9月, 议会在批准了《议会退休金法案》后取消了2011年5月21日之后任命的议员及政治任命官员的退休金, 这些公职人员都被要求转入中央公积金。军人的退休金计划改由1998年建立的被称为保护基金 (the Saver Fund) 的缴费确定型养老计划承担, 保护基金的经费来源由政府拨款、强制性个人缴费、投资收益构成。因此, 中央公积金是目前新加坡最主要的养老金制度。有鉴于此, 论文也将以此为主要讨论对象。表1为新加坡养老金制度体系。  2. 中央公积金从单纯养老储蓄功能向综合性社会保障储蓄功能的演变  中央公积金在1968年前还仅是单纯的养老储蓄计划, 提款只能是: (1) 会员年满55岁退休; (2) 会员因残失业; (3) 会员亡故, 指定受益人继承公积金账户存款。政策制定者认为, 在工作期间通过由国家管理的强制性储蓄计划累积有形资产 (住房) 及金融资产, 可以为公民年老时提供足够养老收入保障。因此, 政策制定者将购置房产视为一种老年收入保障有效手段。1968年, 为帮助低薪收入群体实现购房计划, 中央公积金提款条件增加了购房项目, 允许会员提取公积金存款用于购买低成本公寓。1975年, 扩大到中等收入群体用于购置政府开发的组屋。1981年, 政府为抵御通胀风险防止公积金存款贬值, 允许所有会员都可以提取公积金存款购买私人住宅。同年又推出"住宅保全计划" (HPIS) 允许会员在购买住房时还可从公积金支付住宅保险费, 当会员去世或丧失劳动能力时, 住宅保全计划可以确保会员及其家庭能有住房。从1968年到1977年, 大约三分之二的公积金存款被用于不同的购房计划。大面积退休前提款促使中央公积金管理局不得不采取措施, 以防止中央公积金养老金功能被严重削弱。1977年, 公积金账户分设了普通账户与专为养老储蓄的特殊账户, 以防止会员因购房提款而花光了所有公积金存款。1984年又增设了保健储蓄账户, 用于会员及其家人生病时医疗费用支出。  3. 中央公积金的制度结构  从1968年开始, 中央公积金就并非仅为退休累积现金资产, 发展至今已演变为涉及医疗保险、住房、子女教育费用、家庭财产保险及资产增值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储蓄计划。中央公积金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劳资共同缴费一直保持不变, 但公积金缴费比率、缴费工资基数限额及各账户分配比例由中央公积金管理局确定并阶段性调整。当公民年满55岁时, 普通账户余额与特殊账户存款将合并转入退休账户, 只要退休账户中的存款不低于规定的最低存款标准, 以及留存在保健储蓄账户中的存款不低于规定金额, 超出部分的公积金存款会员可在55岁时一次性提取, 转入退休账户的存款将作为会员达到规定提取最低存款年龄时的养老金支出。因此, 公积金账户中为累积养老金的特殊账户在会员年满55岁后就由退休账户取代而不再划拨缴费, 而普通账户和保健储蓄账户仍然保留。此后, 会员继续工作期间的公积金缴费按一定比例划入这两个账户, 但公积金的总缴费比率会比55岁前要低。表2为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演变历程及制度结构。  ?  表1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体系  二、人口老龄化下新加坡养老金制度面临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问题  总体而言, 新加坡政策制定者构建的是一种就业导向型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筹资主要依靠个人在工作期间的收入积累, 直接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养老金制度适用范围非常小, 政府也不提供覆盖全体社会的公共养老金。这种建立在就业基础上, 既"单一" (单支柱) 又"复合" (综合社会保障功能) 的制度设计的特点,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同样面临着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问题。  (一) 人口老龄化下新加坡养老金制度面临的公平性问题  1. 不能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养老收入保障  问题根源在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不向国民提供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养老金, 即加入中央公积金必须有雇员身份, 同时月薪收入不低于750新元。截至2012年, 虽然中央公积金扩大了覆盖范围 (覆盖了85%的居民劳动力) , 规定凡属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的全职、兼职及临时工作的他雇劳动者及自雇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中央公积金计划, 但实际缴费活跃会员 (指在过去3个月都在缴费的会员) 占比仅为总会员的一半。因此, 中央公积金事实上仅对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从事全职工作的社会成员比较有利, 而对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养老收入保障作用甚微。  2. 对低收入群体缺乏养老收入保障作用  新加坡虽建立了广泛的劳动标准, 但却没有最低工资法, 低薪战略是新加坡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手段 (表3) .  按照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设计的特点, 低收入劳动者在年满55岁时, 所挣得的工资还不能缴满公积金规定的最低存款额度, 因此, 许多蓝领阶层的公民不得不在满退休年龄后还在工作, 甚至当他们已经年满70周岁后仍在工作。  表2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演变历程及制度结构  ?  表3 新加坡2010年各收入阶层分布情况  3. 忽视社会风险统筹导致性别公平问题突出  由于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缺乏社会风险统筹, 对基本养老金也没有财政支持, 且坚持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 将养老金待遇水平与就业时间、工资收入相关联的原则, 降低了女性的退休收入水平。政策制定者期望通过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好地保障退休收入, 即使仅依靠强制性的储蓄计划。然而, 新加坡男性与女性不同的劳动参与率并不能为以上这种预期提供支持。作为一个社会群体, 女性比男性更长寿, 但劳动参与率却更低, 平均工资水平也低于男性, 因此, 用于退休的中央公积金账户的储蓄也就更少。同时, 中央公积金没有提供遗属待遇, 女性在去世前花光退休储蓄的可能性更高。此外, 通货膨胀的风险也会加重女性老年人的财务负担。  (二) 人口老龄化下新加坡养老金制度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如果仅从经济可持续性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制度成就。但从构建一个能够为年老时提供充足养老收入, 消除长寿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的养老金制度这个视角看是不够的。  1. 多元化政策目标削弱了中央公积金的养老储蓄功能  中央公积金兼具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储蓄功能, 以及被当成一种短期性经济稳定工具而使用的多元化政策目标, 削弱了中央公积金累积充足养老金的功能。具体而言, 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公积金的三个账户中特殊账户的分配比例最低;另一方面是因为购房、教育费用、医疗及其他用途的大量取款, 致使退休前提款比例太高, 从而导致用于养老的储蓄被严重挤压。1997-2011年期间, 平均取款额占整个公积金总额的74.9%, 在此期间, 加上利息在内的中央公积金总余额仅为国民储蓄总额的8.1%.根据2006年中央公积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 公积金账户平均现金余额仅为40598美元, 远低于2007年规定的最低存款金额99600美元的标准。2006年年满62岁的公积金会员共22600人, 只有34%的会员账户余额能达到规定的最低存款金额。在2011年, 年满55岁的33644名公积金活跃会员中也仅有45%的人可以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存款标准。此外, 为维护企业盈利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 根据经济环境及GDP增长率的变化, 中央公积金的劳资缴费比例会阶段性调整。在经济不景气时, 雇主承担的公积金缴费比率和缴费工资基数最高限额就急剧下滑。公积金雇主缴费比率在1985年经济大衰退时从25%减为12%, 1999年亚洲经济危机时从20%减为10%, 2001-2003年经济衰退时不仅连续两次调低雇主缴费比率, 同时还将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雇员按不同缴费比率处理, 以降低雇主用工成本。从2007年开始, 公积金缴费最高工资限额也从原月薪6000美元下调为月薪4500美元。频繁的政策调整虽有利于降低雇主的劳动用工成本, 促进经济复苏保证充分就业, 但却有悖于累积充足养老金的制度功能。  2. 公积金存款利息过低, 养老金替代率较低  中央公积金制度设计特点决定了缴费余额利息水平、累积余额转化为退休收入的结果是影响其养老金实际水平的主要因素。中央公积金各账户存款都有利息, 但各个账户的利息标准有所不同。分配比例占三分之二的普通账户存款利息是按新加坡国内主要银行1年定期存款利息和月末储蓄利息的算术平均数制定, 但不低于2.5%;用于累积养老金的特殊账户要比普通账户的利息高1.5%, 一方面是为确保累积退休账户存款,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存款时间越长回报率更高的储蓄机构惯例。当会员年满55岁后转入退休账户的利息标准和特殊账户是一样的。结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工资增长率情况, 按照公积金的利息标准, 新加坡的养老金替代率是比较低的。1987-2011年, 新加坡的GDP年均增长率为7.9%, 同期实际年工资增长率为5%, 而公积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仅为1.42%.虽然, 新加坡政府并未公布养老金替代率的相关数据, 学者Mc Carthy et al.通过模拟分析方式测算出新加坡养老金真实替代率仅为28%.一般认为, 养老金替代率在66%-75%之间才较为合理。由此也可见,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的重点是为了满足老年的最低需求, 其政策目标主要是为消除老年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而考虑。  三、新加坡应对人口老龄化下养老金制度问题的相关政策措施  面对以上现实问题, 新加坡的政策制定者并未选择放弃原有养老金制度理念, 而是选择通过政策微调和打政策补丁的方式, 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金制度的不利影响。  1.提高最低存款金额并限制退休前提款规模以确保养老金的累积  为保障养老金的累积, 新加坡政府采取阶段性提高公积金最低存款金额并限制部分会员的退休前提款规模的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根据通货膨胀率、国民预期寿命变化以及对于退休后未来生活水平等因素, 逐年调高公积金的最低存款标准。2003年公积金最低存款金额标准为80000美元, 2012年提升为139000美元。同时, 对于那些公积金账户余额低于最低存款标准的会员, 对其在55岁前的提款规模进行了限制。2003年规定只能提取50%的公积金账户存款总额, 从2008年开始降为了40%.此后到2012年为止, 会员公积金提款比例每年递减10%, 到2013年, 公积金存款总额低于最低存款标准的会员都不允许提款。  2.推出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 (CPF Life) 以加强养老收入可持续性  为应对退休后的长寿风险问题, 中央公积金管理局在2009年推出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该计划是新加坡政府为加强养老收入保障, 确保国民直至去世时仍继续保有基本养老收入而推出的用会员退休账户存款购买的延期年金计划 (年金金额根据性别和年龄而不同) , 在达到可提取最低存款的年龄或年满80岁或90岁时可提取。因此, 它是原最低存款计划的延续, 在小幅影响每月入息的情况下, 让会员享有一辈子的养老收入。  该计划建立之时提供四项计划:增值计划、平衡计划、基本计划、纯入息计划。2013年1月, 中央公积金管理局对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进行调整, 将原来的四项计划合并为两项, 将增值计划和平衡计划合并为"标准计划", 取消了纯入息计划但保留原有"基本计划".调整后的"标准计划"与"基本计划"的根本区别在于投保人去世后留给受益人的遗赠额有所不同。"标准计划"下投保人每月拿到的入息会比较多, 留给家人的"遗产"较少, 而"基本计划"则相反。没有加入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的会员, 将继续在公积金最低存款计划下获取退休入息, 但只允许会员领取20年的入息。  需要指出的是, 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并不会改变会员能从账户中提取存款, 也不改变其他公积金账户存款的用途, 只是让政府更好地控制公积金会员账户储蓄, 为会员提供了更持续的养老收入保障。  3.增加补充养老金制度 (SRS) , 扩大养老金筹资渠道  2001年4月, 新加坡增加了补充养老金制度以弥补中央公积金筹资渠道单支柱风险。这是一种自愿性个人养老储蓄计划, 起初只针对属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薪资雇员及自雇劳动者。从2009年9月开始, 雇主及未参加中央公积金的外国外派雇员也可自愿加入。补充养老金制度享受税收优惠但仅部分免税, 养老储蓄利息收入的50%部分仍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补充养老储蓄额对不同社会群体有所不同, 对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身份的薪资雇员, 补充养老金储蓄额不超过其月薪的15%, 且年储蓄总额不超过12750美元;外派雇员储蓄限额为不超过其月薪的35%, 且年储蓄额不超过29750美元。如果在规定取款年龄前 (65岁) 提取养老储蓄须补缴个人所得税, 并缴纳5%的税务罚金。  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是补充养老金制度的主要参加者, 但该补充养老金制度实际上受益群体仅为高薪收入者。  4.针对低薪劳动者制定就业入息补助计划 (WIS) , 帮助其增加养老储蓄  针对低薪劳动者在年满55岁时可能因工作期间工资收入过低而导致退休账户存款不足的问题, 新加坡政府在2007年将原来的工作福利奖金计划 (W B S) 调整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 (WI S) , 通过补贴低薪劳动者收入来协助其增加公积金储蓄以应付退休后的收入来源。该计划最初政策目标群体为年满35岁、月均收入在1500美元以下, 且房产年价值在10000美元以下的低薪劳动者 (包括他雇及自雇劳动者) .  就业入息补助金额按年龄和收入水平确定, 45岁以上的低薪劳动者最高年补助金额不超过1200美元;35-45岁低薪劳动者最高年补助金额不超过900美元, 40%为现金发放, 剩余60%存入公积金账户。目前, 就业入息补助的月薪标准上限调高至2000美元, 同时调高补助金额上限额, 发放周期由原来按季度改为按月发放, 确保能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提高, 让更多低薪劳动者受益。  表4 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情况 (2017年)  就业入息补助计划经调整后, 约46万名新加坡公民将受惠, 这意味着除原劳动力队伍中收入最低20%的低薪群体将继续享受该计划外, 同时受益群体还扩大到收入在最低30百分位数的群体。表4为2017年的就业入息补助计划实施情况。  5.向雇主提供特别就业补贴 (SEC) , 促进低薪低龄老年人就业  为鼓励企业在雇用年长雇员和提升低薪劳动者收入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政府除了在2001年开始对雇用50岁以上雇员的雇主降低雇主分担部分公积金缴费比率的优惠政策外, 在2011年还推出了特别就业补贴计划, 以鼓励企业继续雇用低龄老年人继续工作。该计划规定雇用50岁以上月薪不超过4000美元的新加坡公民, 企业可以获得雇员月薪8.5%的特别就业补贴。2015年又推出额外特别就业补贴, 以鼓励企业继续雇用月薪不超过4000美元的65岁以上老年人, 雇主可获得额外特别就业补贴, 金额为雇员月薪3%, 加上特别就业补贴, 雇主得到的补贴可高达11.5%.特别就业补贴将继续推行至2019年。  作为一个强调经济发展的战后新兴经济体国家, 新加坡的就业导向型社会保障制度理念并不是为了实现财富再分配而设计, 而是为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服务。中央公积金作为一种自我保障式的社会福利制度, 通过将制度功能从养老储蓄扩大到居者有其屋、医疗、教育以及资产增值计划, 巧妙解决了发展型国家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 并创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新加坡模式养老金制度强调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 将养老金待遇水平与就业时间、工资收入相关联的制度设计理念, 有助于减轻政府养老支出的财政负担。新加坡政府具备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多支柱养老金制度的财力及组织管理能力, 尽管如此, 政策制定者仍然坚持原有的社会保障基本哲学思想, 即每个公民都被动员参加劳动, 政府也保证将会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公民, 在政府有限补贴的情况下, 要求个人及其家庭承担退休后养老的主要责任。通过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使大多数国民能够在就业期间累积足够的养老收入。对少数弱势群体养老收入不足问题, 采取针对性援助措施, 这样做既可以瞄准真正需要援助的目标群体, 也可避免一刀切措施的弊端。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国家来说, 这可能是解决养老收入问题的相对适宜的社会保障模式。  注释  (1) 封铁英, 高鑫。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冲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 2015 (6) .  (2) 新加坡1965年建国时GDP总量为97.42亿美元, 人均GDP为516美元;2013年GDP总量2979.41亿美元, 人均GDP为55183美元。失业率长期稳定在2%左右, 几乎等于自然失业率。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3) 张莹莹。新加坡人口变动及其成因分析[J].人口与经济, 2013 (3) .  (4) Asher, Mukul G.;Bali, Azad Singh.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 Arrangements in Singapore:An Assessment[J].Malaysia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2013, (2) :175-191. (5) 新加坡独立时总人口仅为188.69万, GDP总量为29.822亿新元 (9.742亿美元) , 人均GDP仅为1, 580新元 (516美元)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1) 1977年中央公积金缴费比率为31%, 劳资各缴15.5%, 普通账户30%, 特殊账1%.1984年中央公积金缴费比率为50%, 普通账户40%, 特殊账户4%, 保健储蓄账户6%.  (2) 最低存款规定始于1987年, 是指会员在年满55岁提取公积金存款时, 在退休账户必须留存的最低金额, 以确保会员在达到规定提取最低存款年龄 (现为64 岁, 2018年后为65岁) 后能领取20年满足基本生活水平的养老金。  (1) 经济可持续性是指预期负债融资的经济能力不会牺牲经济增长或其他优先考虑的事项。  (2) Asher, Mukul G.;Nandy, Amarendu.Singapore's Policy Responses To Age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An Assessment[J].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2008, (1) :41-60.  (3) Asher, Mukul G.;Bali, Azad Singh.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 Arrangements in Singapore:An Assessment[J].Malaysia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2013, (2) :175-191.  (1) Asher, Mukul G.;Bali, Azad Singh.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Pension Arrangements in Singapore:An Assessment[J].Malaysia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2013, (2) :175-191.  (2) Asher, Mukul G.;Nandy, Amarendu.Singapore's Policy Responses To Age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An Assessment[J].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2008, (1) :41-60.  (1) Mukhopadhaya, Pundarik;Venaik, Sunil.Old-age Income Insecurity In Singapore:A Problem Of Non-inclusive Development[J].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2014 (3) :184-206.  来源:中国劳动 作者:黄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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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3年安徽房地产投资前景分析

2018-2023年安徽房地产投资前景分析

房地产投资安徽现状

  摘要:2017年,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成为中国房地产政策坚持的原则。在此基础上, 坚持抑制传统需求向增加供给的调控方式, 市场格局面临巨变。2018年宏观环境稳定, 安徽房地产在短期调控不放松的前提下, 加紧建设均衡房地产市场, 其投资环境进一步变化。基于此, 分析2017年安徽房地产行业基本状况, 预测未来几年行业前景, 提出投资策略。  关键词:安徽、房地产、 现状、 投资、前景;  近年来, 城市化加速推进, 安徽非常快速发展, 成为经济支柱产业。2017年, 安徽全省新建商品住宅累计成交同比2016上涨30.4%, 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上涨35.6%, 住宅成交均价同比上涨22.6%.市场区域整体平稳发展, 主城市高房价让刚需客群得不到满足在其他地区寻求住房机会, 周边二三线城市得到发展机会。未来5年, 安徽房地产健康发展应本着发展与改革并重的原则, 重视三四线城市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市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1 安徽房地产行业现状分析  1.1 行业市场环境基本情况  安徽位于中国华东地区, 属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一。2017年安徽总人口约为5950.05万人, 其中乡村人口总数量占安徽总人口的55.2%.全省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分别为8.2%和8.3%, 整体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5%.全市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投资额同比增长10.6%, 其中房地产完成投资数量为5075.5亿元, 同比增长22.3%.  十九大以来, 全省坚持落实总体目标不动摇;坚决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措施, 加快商品住房项目施工进度, 防止因供应紧张、库存量过少引发市场恐慌导致的价格上涨;坚决稳控房地产市场, 密切关注市场走势, 因地制宜一城一策, 全面调控各地区房地产市场, 从源头解决。  1.2 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  2017年安徽省房地产整体开发投资势头延续年初, 房地产开发数量不断上升, 供应和销售数量差距一定程度上的缩小。自2016年土地市场高价, 全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和成交均价暴涨, 为保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国家抓紧出台一系列政策, 于2017年全国楼市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调控年, 调控风潮自热点城市向一线和二三四线城市蔓延, 政策差异化明显。在全国调控升级的大背景下, 省会城市合肥楼市从2016年“大火”形势转为平稳, 房价停止疯涨。而三四线城市在国家重点提出去库存的政策和接收合肥二线城市在暴涨房价中无力购买的刚需客群下, 市场成交量大幅提升。  房地产销售量方面分化明显。2017年安徽省各城市住宅套数方面, 六安市同比增长139.9%, 芜湖市同比增长111.3%, 阜阳市同比增长109.9%, 除蚌埠市同比降低19.0%, 基本处于上涨趋势。六安增长幅度最高原因一为合肥房地产市场今年出于市场负荷房价过高, 刚需客群外溢;第二是两个城市距离80.8千米, 车程1小时30分, 高铁路程30分钟交通便利。蚌埠在整体上涨态势中, 房地产行业却显低迷。即便利于楼市发展的新政策轮流出台刺激, 作用却甚微。一方面购房者对房地产市场信心日渐降低, 对基于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判断上, 认为一些高端楼盘定价超出自己购买力, 并且房价存在一定程度降价空间;另一方面开发商为降低成本减少举办楼盘推广活动, 不举办暖场活动, 不推出新房型, 谨慎应对或不作为应对市场。针对楼市推新情绪低的现状, 库存逐渐减少反而稳定房地产市场。  在销售火爆的整体趋势上, 安徽省住宅市场去化周期普遍降低。去化在房地产领域意为销售, 去化周期为商品房销售周期。对于住宅市场去化周期在6个月以下的城市, 要增加供地面积加快供应节奏;6-12个月的城市, 要增加供地;18-36个月的城市应减少供地;36个月以上的城市, 应停止供应。2017年上半年, 全省在售商品房库存去化周期由2016年末16个月缩短至13.3个月。安徽省各地市住宅去化周期最长的为淮北15.5个月, 较低的如阜阳3.8个月。说明2017年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促销费”的调控政策行之有效。针对安庆、阜阳等去化周期短楼市发展良好的城市, 应考虑本市常住居民自住刚需与改善型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 合理调控外来流入人员购房与被拆迁居民购房共同组成的住房需求。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 各级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完善对开发商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 充分认识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合法经营行为对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稳健发展房地产市场的重大意义, 坚持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原则, 防止房价过快上涨。  2 2018-2023年安徽房地产投资前景  2.1 房地产市场未来趋势分析  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主席指出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我国经济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转变为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从而奠定了在房地产政策上坚持的总基调。地方房地产调控从传统的需求调整转变为供应量增加, 优化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 一城一策, 因城施策。省会城市合肥九区2017年一季度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下跌73.78%, 这是因为该区域长期供应量不足, 政府多重楼市调控政策, 限购令限制了购房门槛, 同时也使得部分刚需客群转战三县区域或者周边城市。三四线城市在接收大城市外溢客群需求中, 商品住宅成交价格上涨明显, 房地产开发火热从而产生大量库存常住居民购买力有限, 致使2017年三四线城市商品房住宅成交量不升反降, 对于目前部分城市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在12个月之内的, 消化库存仍为不小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出, 2018年之后安徽房地产整体处于上涨热度但是后劲不足, 省会城市合肥在市中心和九区供应量与库存量饱和状态下, 区域房价呈现平稳的走势, 三县区域得到发展时机, 房价升高。三四线城市在2015-2017年发展火热, 商品住宅供应量大幅提升, 同时房价上涨过快, 常住居民需求减少购买力不足, 房地产开发的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将受到影响。  2.2 安徽省房地产未来几年投资机遇  2013年9月,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5年, 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执行金额同比增长23.45%.合肥作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之一, 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辐射全省范围, 促进全省建设。同时, 安徽省处于长江三角洲内陆地区, 自2009年与上海、浙江、江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 承接上海发展机遇, 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提供人才、资源。2016年为保障新就业大学生住房, 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住房, 大力推进改革供需结构, 将去产能、去库存等作为重点改革任务, 积极化解过剩的非住宅库存, 一定程度缓解2017年房价攀升的压力。  2.3 安徽省房地产未来几年投资风险  在安徽房地产市场整体发展上升态势中, 房地产投资仍存在较大风险。省会城市合肥尚有大量住房刚需未满足, 同时, 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圈内部分化, 在人口政策上存在较大优势, 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城区范围扩大, 整体宜居性更强、文化感更好, 吸引人口流入。二线城市人口增长, 租赁供应不足, 整体面临供给与需求偏紧的状况, 促进房价上涨。2017年,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 城市整体建设需求下全市棚户区计划内改造, 一系列棚户区改造货币化政策更推进了房地产市场成为强劲的市场。2018年, 三四线城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支撑力量减弱, 房价上涨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跟不上, 接受了2017年全省范围内70%的高价土地, 常住居民购买力有限, 房地产开发积极, 去掉可售库存, 会剩余大量潜在库存。城市城镇化速度慢, 水平低, 质量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发展, 实体经济发展不畅, 对人口吸引力不强。例如阜阳市目前城镇化率仅有34%, 作为拥有千万人口的农业大市, 有260万外出务工人员。这部分外出务工创业人员在政府政策支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下返乡置业, 短时期内难以入住, 整体入住率低。  3 安徽房地产行业未来投资策略  安徽房地产市场基本特征:一是整体健康, 但发展极不均衡。合肥2017年一季度土地成交面积5030.45亩, 成交金额4394735.28万元, 市区内最低房价区域为12716元/平方米。淮南2017第一季度住宅成交面积61.64万平方米, 成交总金额29.32亿元, 成交均价4757.23元/平方米;二是与全国房地产市场相比, 周期滞后, 形势较好。中部省份中, 安徽省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幅低于河南、湖北, 高于江西、山西、湖南;三是市场库存剩余, 去库存能力减弱。二线城市合肥在2017年限购政策下, 房地产市场较平稳, 承接外溢需求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 库存剩余。由此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长后续支撑能力不足。  预计安徽省房地产2018年销售整体同比正增长, 商品房市场销售回升幅度较小, 新开工房地产面积较快增长, 资金到位形势较好, 政策不再加码给二线城市合肥房地产市场压力, 三四线城市有望延续宽松政策。但房价上升给许多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压力, 政府需要重视三四线城市经济发展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求。安徽房地产市场较于全国其他省份地区而言仍有较大投资机会和潜力。  参考文献  [1]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去库存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Z].2017  [2]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Z].皖发[2016]21号  [3]冷辉, 冷奇。安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及其经济贡献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  [4]周莹, 赵鹏飞。论市场调查与分析应用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中国房地产业,2016  作者:柳珂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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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地铁票定价问题

地铁票价准商品政治经济学经济利益

  摘要:地铁服务在大多数城市被定位为准商品, 一方面人们不能免费乘坐地铁, 另一方面地铁经营公司的收入是无法弥补建造地铁的前期投入成本和运营费用, 城市政府必须给予地铁运营公司一定的财政补贴。地铁票价关乎政府与乘坐地铁人群的经济利益关系, 也关乎城市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合理的地铁票价水平和计价方式有助于协调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 也有助于发挥包括地铁在内的整个公交系统的运营效能而方便人们出行。  关键词:地铁票价; 准商品; 政治经济学; 经济利益;  一、地铁服务是准商品,地铁票价应体现政府的适度责任  “等价有偿”是现代社会人们获取商品的基本法则,即一般来说人们不可能持续无偿地或者廉价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人们也无法免费或者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他人的产品和服务。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免费或者能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政府、公益组织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总体上来看,现代社会人们获得他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三种形式:商品形式、非商品形式和准商品形式。商品形式是通过“等价有偿”途径获得他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非商品形式是我们可以免费获取政府、公益组织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比如适龄儿童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一些地区的中小学生还可以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营养午餐;准商品形式是指我们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取政府、公益组织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比如低收入群体可以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除了我国的香港地区外,绝大多数的城市把地铁服务定位为准商品,一方面,人们不能免费乘坐地铁,另一方面,地铁运营的收入不能弥补建造地铁的前期投入和运营费用,地铁公司是在亏本的状况下运营,城市政府必须给予地铁运营公司或多或少的补贴,比如,“2007年至2013年,北京市政府对地铁运营进行的各类财政补贴近221亿元,除对运营成本的补贴之外,其中还包括约134亿元的更新改造补贴。仅2013年,北京市公共财政补贴北京地铁公司基本运营亏损26亿元”。显然,如果没有城市政府的补贴,城市地铁公司是无法维持低票价的地铁运营。那么,一方面,地铁服务为什么不能定位为普通商品,或者说地铁运营公司为什么不能通过提高地铁票价来获取利润或者至少实现盈亏平衡?另一方面,地铁服务为什么也不能定位为非商品,或者说人们为什么不能如同免费得到义务教育一样可以免费乘坐地铁?笔者认为地铁服务在绝大多数城市被定位为介于商品和非商品之间的准商品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 地铁低票价既可以满足人们出行的基本需求,又不会造成地铁服务被过度滥用  一方面,如果地铁服务被定位为普通商品,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包括地铁在内的公共交通是他们出行的主要方式,高票价必然增加他们的负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高票价会刺激他们中的一部分以小汽车出行方式来替代乘坐地铁的出行方式,这势必导致地面交通更加拥堵。另一方面,如果地铁服务被定位为非商品,人们可以免费乘坐地铁,会吸引部分人有事没事、出行距离远近都尽可能地乘坐地铁,导致对地铁服务的过度需求,这势必导致地铁过分拥挤。  (二) 地铁低票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责任和经济利益  如果地铁服务定位为非商品,把人们乘坐地铁的责任全部转嫁给城市政府,势必增加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相反,如果地铁服务定位为普通商品,地铁票价的上涨必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压力。地铁的低票价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再次分配的功能,总体上看地铁的低票价能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同时,谁乘坐地铁谁获益,谁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也显得合情合理。  (三) 地铁低票价也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匹配  一方面,若地铁服务定位为非商品,人们可以免费乘坐,这势必增加了乘坐地铁的出行需求,而且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程度,在大城市特别在特大城市,包括地铁在内的公共交通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免费的出行需求。因此只能通过价格来调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公共财政在不断增长,城市政府有一定的财力,也有义务分担人们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出行的部分费用。  总之,地铁应该定位为准商品,一方面城市政府应该分摊人们乘坐地铁的部分费用,另一方面乘坐地铁的人们也需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二、不同群体乘坐地铁的距离和频度不同,地铁票价应体现社会公平  地铁服务是准商品,由于低票价导致的亏损是由城市公共财政来弥补的,而公共财政是为全体市民各项公共事业服务的,不同的群体是不同的公共事业服务的受益者。在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财政公共支出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地铁的低票价必然关乎城市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地铁定价必须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  (一) 要平衡经常乘坐地铁的人群与偶尔乘坐地铁的人群、不坐地铁的人群的经济利益  过低的票价可以大大减少经常乘坐地铁的人群出行成本,而那些不坐地铁、偶尔坐地铁的人群不能因此获得好处或者只能获取较少的好处。低票价是由公共财政维持的,这对不坐地铁、偶尔坐地铁的人群来说不太公平。地铁的低票价有它的合理性的一面,但不能太低。否则,客观上必然增大了不坐地铁、偶尔坐地铁的人群的经济负担。  (二) 要平衡短距离乘坐地铁的人群和远距离乘坐地铁的人群的经济利益  实行单一制地铁票价,即人们乘坐地铁无论乘坐距离远近都支付同样的票价客观上有利于远距离乘坐地铁的人群,这对经常短距离乘坐地铁的人群不太公平。因此,在起步价的基础上实施计程收费具有合理性。但考虑到地铁在城市公交系统中的分工主要是满足市域范围内中、长距离的人群出行需求,应该实行递减的计程收费。  (三) 要平衡乘坐地铁的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偏好群体之间的需求  现实生活中,乘坐地铁的大多数是中、低收入群体,但他们的收入差距还是很大。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收入过低对地铁票价比较敏感,愿意忍受相对拥挤的乘车环境而不愿票价上涨。还有一部分人群,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乘车环境要求相对较高,这些人可能宁愿票价大幅度上涨而不愿忍受过分拥挤的乘车环境。因此,地铁票价要考虑到这些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偏好,一方面地铁价格不能太高,照顾低收入群体对乘车环境不太敏感的人群的需求,另一方面地铁票价也不能过低而导致地铁的过分拥挤、甚至会影响到地铁的运行安全。  总之,适度的地铁起步票价、在起步价的基础上实施递减的计程收费,既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公平,也有助于减少城市政府的财政支出。  三、地铁服务是公共交通服务的一部分,地铁票价应有助于公交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特大城市,不只是地铁系统,整个公交系统都在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无论是包括公共汽车 (包括公共电车) 、出租车等单一的地面公交系统,还是单一的地铁系统都不可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只有把地面交通和地铁当作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系统,才有可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无容置疑,完善的地面交通子系统、地铁子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协调是发挥公共交通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不能否认的是地铁票价、地面交通票价以及两者的相对价格在发挥城市公交系统整体效率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价格为人们的出行方式提供了一个导向。一般而言,如果地铁票价相对较高,那么乘坐地铁的一部分人流就会分流到地面交通;相反,如果地面公交票价过高,乘坐公共汽车的一部分人就会改乘地铁。人们选择地面交通出行,还是选择地铁出行不仅与两者的相对价格有关,也与出行的费用与人们的收入水平之比有关。即使地铁票价远高于地面公交票价,但如果乘坐地铁的费用只占人们收入的很小的比例,人们也倾向于选择乘坐地铁出行。考虑到地铁系统与地面公交系统的分工,地铁的起步价不能太低,因为起步价太低了就不能把短距离出行的人群从由乘坐地铁出行分流到乘坐公交出行。  地面交通与地铁之间的合理比价不仅需要通过理论来论证,而且更需要通过实践来不断调整和完善。《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在北京市居民出行结构中 (不含步行) , 轨道交通比例为10%, 公共汽 (电) 车比例为28.9%, 到了2013年,轨道交通比例为20.6%, 地面公交比例为25.4%。可以看出,人们乘坐地铁出行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乘坐地面公交比例已经在下降。总体上看,该市2014年12月地铁票价调价前地铁过分拥挤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产生这种结果应该与地铁与地面交通之间的相对票价不合理有关,也与过低的起步价有关,更与地铁系统越来越完善有关。显然,原有的2元单一制票价导致了乘坐地铁出行特别是远距离出行相对价格过低,是导致地面公交客运量转变为地铁客运量的原因之一;原有的2元单一制票价过低,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个票价与人们的收入之比越来越小,越不利于把中、短距离出行的人群从地铁系统分流到地面公交系统。相关资料显示:“从2007年票价改革前到2013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从19978元增加到40321元,地铁月均支出占月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由8.5%下降到2.6%。”因此,相对于人们收入而言过低的地铁票价也是造成地铁拥挤的原因之一。人们选择什么样公交载体出行,除了与价格有关,还与出行是否便捷有关。一方面,北京市随着地铁网络的不断完善,乘坐地铁越来越方便,乘坐地铁可到达的区域也越来越大,因此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乘坐地铁出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家用汽车数量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面交通的拥堵,导致民众更愿意由地面公交出行转变为轨道交通出行。因此,应当随着地面公交客运量的变化、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地铁系统的完善程度,适时地调整地铁的起步价以及地铁与地面交通之间的相对票价。  总之,适度的地铁起步票价、地铁系统与地面公交系统的合理比价,有助于协调选择地面公交系统出行的人群与选择地铁出行的人群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也有助于整个公交系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地铁服务的能力相对稳定,地铁票价应考虑充分发挥地铁运营效率  单位时间内地铁的最大运营能力相对固定,不同的时间段乘坐地铁的人群变化很大,这就造成了高峰时间段地铁非常拥挤,甚至人们很难挤上地铁,而平时地铁又比较宽松,导致地铁的运营效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能否有什么办法能平衡不同时间段的人流量,即减少高峰时间段内的人流量,增加平时的人流量?不同的时间段实施不同的票价是平衡客流量的一个尝试。尽管对于乘坐地铁绝大多数通勤人士来说,不同时段不同票价对调整他们乘坐地铁的时间作用很有限,但是合理拉开平、高峰差价至少能对其他人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实行平、高峰差价对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错峰出行还是有一定的意义。高峰时间段实施正常价格,其它时间段实施优惠价格。借助现代的科技和大数据分析确定乘坐地铁的高峰时间段是不困难的。此外,还可以对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在非高峰时间段实施特殊的优惠票价,或者干脆免票,既可以体现政府对他们的特殊照顾,又可以鼓励、引导他们选择在非高峰时间段乘坐地铁出行。  总之,不同时段实施不同的票价以及非高峰时间段对特殊人群的票价优惠有利于减少高峰时间段的拥挤,也能更好地体现城市政府对特殊人群的照顾。地铁服务应该定位为准商品。为维持地铁的低票价,城市政府必须给予地铁运营公司一定的财政补贴。地铁票价既要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不同群体需求,处理好公平问题,又要充分发挥包括地铁子系统在内的整个公交系统的运营效能,方便人们出行。在大城市,公平、有效率的地铁定价原则应该是:适度的起步价,在起步价基础上的递减的计程阶梯票价,对特殊人群非高峰时间段票价优惠或免票以及随着经济发展变化和包括地铁系统在内的公交系统完善程度对地铁票价适时调整。  注释  (1) 地铁票背后的“算计”:北京市2013年交通补贴200亿[EB/OL].//finance.people.com.cn/n/2014/1027/c1004-25910432.html.  (2) 相关数据见2010年和2014年《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相关报告可见//www.bjtrc.org.cn/JGJS.aspx?id=5.2&Menu=GZCG.  (3) 北京地铁调价经济账:涨到4元可保持收支平衡[EB/OL].//www.ce.cn/cysc/jtys/csjt/201407/23/t20140723_3211293.shtml.  作者:徐士兵 来源:沈阳干部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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